为您找到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笔记3篇 读书笔记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着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不能决断,而立储之事成了他的爆发点,于是他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往往随着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读到张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过去的一年里读了好多书,科幻玄幻政治历史,有些书是用来娱乐打发时间,有些书是为了开阔眼界,丰富内涵,每读完一本总会有些许的思考,但却一直没有把读完这本书带来的收获记录下来,今天决定开始对读过的每本书写读书笔记,不能让这些书的内容只是作为过眼云烟,记录下来也算对自己有所沉淀。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是从杭州回北京的飞机上读完的,读这本书花了不少时间,这期间也主要因为工作太忙,工作之余还要抽出时间来补专业知识,所以就冲淡了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间。出差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在旅途中读书,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写的是万年皇帝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前前后后的历史,作者黄仁宇博士履历丰富,学识也很渊博,《万历十五年》在我看来没有博人眼球的华美文字,字里行间也是朴实无华,作者站在一个后来人的角度上客观公正地去审视那个年代的历史,为我们重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和民生。
时处明朝的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辉煌的国度,但其实是在走向没落的边缘,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已经决定了明朝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不得不说,从读过关于明朝的书籍来看,明朝的政治制度相比其它的朝代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文官集团的斗争虽然是王朝落没的关键因素,它也同样带有一点民主的意思,低级别的文官敢于上书弹劾比自己官位高得多的官员,甚至弹劾自己的领导,更有甚者有人公开上书指点皇上的是非,很多文官也有着他们自己的诤诤铁骨,虽然这远远称不上民主,但说它有一点民主的意思我觉得也不过份。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明确地阐述,封建王朝最终落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道德来约束人民,而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于是四书五经三从四德等等这些就在那个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普通百姓想要入朝为官就只有科举这一条出路,科举的内容也无非是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朱熹的批注也被指定成唯一的官方正确版,如果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那封建社会的学者连思想自由都没有,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统治者就必须将这些圣人之言作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准绳,以此来教化人民,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人民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低下,依靠这些很容易愚化百姓,但仅仅凭道憄上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法治不健全就会导致各项政策难以推动,就更不用说官员钻各种空子了,这些问题即便在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的法治基础都还远远没有解决,更不用说在那个落后的年代了。
《万历十五年》通过几个历史事件和几个历史人物刻画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作者挑选的那个时代的几个人物也各有他们的特点。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派,作为皇帝的老师同时也受到太后的青睐,手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他来推行变革可以说是顺水推舟,张居正虽然生活上远不能算是个清官,作风上也受人非议,但通过这些历史作品可以看出他也确实心怀天下,结交党羽也是为了能在朝中取得更多的支持,以此来作为政治基础来推行他的改革,虽然张居正生活不够清廉,但在他的努力之下民生确实有所改善。需要明白,但凡变革就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张居正虽然到死也没有卸任,但在他死后弹劾他的言论纷至沓来,最终在死后还得到清算,因为有太多人的利益受到了触动,弹劾地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和张居正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也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一代名将戚继光之所以在死后三年仍不能见容于万历皇帝,也是因为他之前与张居正交往过于密切。
海瑞印象中应该出现过在历史课本上,各个地方给他们标题都是“清官”,为官清廉地有些极端,记得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作者写到有一次海瑞买了两斤肉,卖肉的屠夫激动万分,感叹居然在有生之年还能做成海县令的生意,海瑞清廉地有些洁癖,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如此正直的官是不容易于他人的,正直是必要的,但变通仍不可或缺,海瑞岂图靠一人之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打算很显然是不会成功的,还是绕回来,没有统一的制度,单靠一已之力是不可能对社会现状有颠覆性的改变的。
相比于海瑞,戚继光则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军事才能无可挑剔,即使没有读过明史的人提到戚继光也会不自觉地在他名字前面加上个“抗倭英雄”,戚继光练兵有他自己的手段,用兵也有自己的方法,以至于在和倭寇的战争戚家军几乎未尝过败绩。看看明朝其它的一些悲剧人物就可以知道,单打独斗是成不了气侯的,海瑞一生正直如此,最终其实也是壮志未酬,而戚继光可以说成是识实务者,他懂得适应当前的形势来做出决断,又懂得结交朝中大臣,张居正就对他赏识有加,可以说有张居正在朝中的大力支持,戚继光才能在外更好地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书中还写到了内阁首辅申时行,哲学家李贽,但总起来讲没有哪个历史人物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也只不过是汇聚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力量,由底层的人民大众推动向前的,《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读过后,真的可以让人获益匪浅。读文网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真是感觉受益匪浅。好久没有这样的撼动过了。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看了这本书后,真是叫人回味。从中也学到了许多的人生道理。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提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首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我的史学理论老师王学典先生,他那紧紧皱起的眉头,忧国忧民的意识,深邃睿智的讲述,还记得他向我们推荐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时说过的话,历史不是可以简单描述的,这本书固然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史料的严谨性,但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既然老师推荐,少不了到图书馆遍寻一番,竟然没有。因此当时的我顶着炎炎烈日跑到三联书店买了一本,买书的热情不谓不高,读这本书与买书相比只能是走马观花,算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留在我脑海的印记不多,仅限于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能想起来的只是它的有悖于传统的观点,如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另外就是书中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在书中自有其独特的描述,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虽各有原因本在于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因此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一直觉得“书非借不能读也”真是太精辟,买过的书常常被束之高阁,很少被问津,感谢学院的《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使我重新仔细拜读了一遍这本书,感慨颇多,大致整理一下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首先是作者的历史视角,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公元1587年。这一年是极为平淡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一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直译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灾患之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却独独选择这一年作为其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页,本书说到的无关紧要的小事件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症结。昭示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择又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申时行;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有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有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有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这是几乎每个涉及明史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思考,他在《后序》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哪里呢?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正是《万历十五年》不同于别家史著的关键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语中的地论述不断地从书中流泻而出。如作者在谈及海瑞时就提出"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个当时的弊端;又如在谈及官僚阶层时,又尖锐地提出"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似乎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是这种"暴露"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自己这样评价:"《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由此可见作者这种"暴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的写作手法,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明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比如戚继光向张居正行贿,比如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还有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再次是作者的语言,决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总之,读史可以明志,而历史照进现实就可以知新,间或看一两本历史型的书,尤其是《万历十五年》这种不至于枯燥的历史书籍,对自己还是大有裨益的。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大学时读了《万历十五年》一书,其文字之散漫理性、语调之平缓有力给人以深刻启示,虽然现在很多史学家的著作受其影响,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风格上的模仿,没有本质上的透析。《万历十五年》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宏观写史,从大框架、大格局中着眼,甚至又从全球的眼光来衡量中国之历史。但同时又注重从细节、具体人物、琐碎事件来“技术写史”,以此从多条线索、杂乱无章但却又向一个固有的中心汇集,犹如无数条细流绕来转去,而把无数条细枝末节似的细流综合起来却发现每条细流都意在扯出一个宏观地、战略性的大历史观,可以说是典型地“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二是该书侧重于从财政经济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写史,由于该书是从小的细节琐事写“大历史观”,同时又从财政经济状况和组织结构的角度阐述,所以使文章读起来有找不到重心、比较散乱之感,字句晦涩难懂,却又不抽象,而能做到结合史实。这正说明该书侧重于从经济制度、财政体制、政府组织、意识形态、农业与商业经济的冲突、行政效率、货币管制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塑造一个大框架,从该框架下来研究中国历史,而较少注重政治人物、宫廷权谋,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无关框架,甚至皇位和朝代的更替也显得无关紧要。反而在大框架束缚下任何改革、任何历史人物、甚至皇帝都具有悲剧色彩,都值得同情,而无法突破千年来的框架,作者也称其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虽然王安石等变法派有此尝试,但其失败更使该框架收缩、停滞,也使得中国具有今后的悲剧色彩,直到一种外力强大到对该框架重击,使其出现嬗变。作者探讨了宋代对货币管制的提前尝试,又责怪元朝无力突破农业框架的束缚,只单纯延续了唐宋的货币商业而不能使之固定化,以至于使元朝成了帝国收敛的过渡,甚至有预先展开之嫌。那么既不能突破,就只有收缩,明清也成了作者对这种收敛内向框架地最有力剖析对象。作者以后又叙述了民国的财政经济、中共对中国基层组织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作者还提出了“社会架构论”(p369页),并指出一个现代社会能用商业原则管制,在经济因素能公平自由交换地前提下创造、完善利于资金流通、管理提高的组织制度,作者称之为立,即突破农业体制。作者也重点研究“破”和“立”,其依据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财政体制、社会架构、组织特点,在综合这些后的“大框架”下写史,使《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既开启了“技术、细节写史以揭开宏观历史观”这一研究方法和人性化写作风格,又侧重了财政经济、社会组织的研讨。
因此,“大框架”和经济组织、体制的历史变革是该书两大主线。该书甚至可以称为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结构专著,黄仁宇是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完成史学家的任务,再加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和货币制度史的专长,使得《万历十五年》该书是对中国体制变革的批判和研读。作者在自序中也肯定了《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学术专著,只是为了使这部专著大众化作者才以传记体的形式叙述和写作,然而正是这种大众化的写作风格为现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迷恋,才会有《易中天评三国》、《明朝那些事》这样的大众史学读物,然而我所推崇的不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传记式写作风格,甚至也不是宏观写史的大局观,因为宏观写史的肯定不是黄仁宇一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比《万历十五年》还要早,更被认为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其“大局观”更是气势磅礴。我所推崇的是《万历十五年》一书对本质的探讨和揭示,这正是学术精华之所在。平时看《环球时报》,发现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多是三流学者,因为其文章很少有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本质探讨,而仅仅是情绪发泄,好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看其标题有多耸动,也不是看其内容有多么“技术性”,而是看其内容有多少对规律的理性揭示。郑必坚、郑永年这样的一流学者的文章无不是对中国及国际形态的本质探讨和现实批判。如郑永年对中国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货币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探讨无不是追本溯源、发人深思。黄仁宇该书“技术写史”“人性化写史”只是表面,其实质宝贵之处在于对历史透过表象而论述本质,每句话都深刻到对本质的概述,而模仿者只知学其表不知学其本。所以对本质的探讨即“穷万物之变”应是我们永远学习和牢记的,特别是对担负引领中国前进方向的学者而言更应如此!
《万历十五年》一书对中国千百年的体制进行了探讨,正如我对本文加的标题“制度决定命运”,甚至制度决定人性。中国从领先于西方到落后于世界,其本质在于制度痼疾,这也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所在。从《万历十五年》一书可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于朱元璋没什么区别,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功臣、特别是商业的态度与朱元璋何等的相似,这正是小农思想的危害!黄仁宇在自序中说朱元璋“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经济,以均衡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毛泽东时代与今天的朝鲜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贫穷均衡”状况被邓小平率先打破,所以今天中国那些左派们怀念的只是毛泽东和朱元璋时代的“均衡状态和精神”而不是那个前提的“贫穷”,邓小平虽然解决了“贫穷”问题,却没能解决“均衡”问题,而“富裕的均衡”的实现只有依靠体制来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能一有困难就想着回到“贫穷的均衡”,现在的中国处于中间爬坡状态,要么重新回到“贫穷均衡”,要么跨入“富裕均衡”,中国在封建社会和毛时代实现过“贫穷均衡”,但从未实现过一次“富裕均衡”,为何不能实现一次,而非要留恋“贫穷均衡”?另外,我的一点感想是在书外,谈一谈民主政治。我认为一人一票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民主”只是表面的平等,没有发财机会的均等只会造成“失败国家”和“失败民主”,平等投票选举的机会不如拥有平等发财的机会,以便使每个人都有获得公众权利的机会。经济的不平等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社会的平等,成功不仅是选举制度的成功,更是“发财机会相对均等”的成功,这有别于毛时代的财富分配均等。中国仍然停留在权力对发财机会有干预甚至是决定权的时代,在这方面比较好的是日本和北欧国家,虽然日本有家族政治,但其社会财富是非常均等的,与中国官僚式的权贵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全部社会关系都已经货币化了的中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日本、北欧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古巴之流只是“后封建社会”而已,那里只有点资本主义萌芽或幼苗而已,如同明清时的中国一样,政治上,是封建世袭制的“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因此,法学家和行政管理学者讨论的民主问题最后还要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帮忙才能根本解决。法学家、行政管理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应该从政治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架构及货币流通关系、分配制度等一切社会结构层面推动中国的进步,仅仅政治上的变革或选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同今天的俄罗斯一样,它的社会架构、经济组织依然是苏联式的,即使搞民主也仅仅是隔靴搔痒而已。有此可知体制的重要性,当一个体制达到疯狂的地步,““””、社会关系货币化及信仰缺失带来的道德沦丧、种族屠杀、法西斯式的对外侵略等都有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无不是其制度变革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冷战的发生甚至也是制度的较量,有此可知制度对国家、人性、国际格局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引用郑永年的一些话来结束我所写的这点读书笔记:“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制度决定命运,制度决定人性。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作家黄仁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有耶鲁大学出版的。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基点,通过对万历及大明王朝一些重要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的描述与分析,以小见大,深入分析了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衰亡的一系列因素,提出了一些论证翔实的历史观点。
他认为“民穷"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过低,并不能使农民获利,只是鼓励了大小的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与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他认为维护落后的经济而不发展先进的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纵观欧美资本的发展史,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只有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时增进。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即无此组织能力,也不愿私人财富扩充之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安全所累。
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通过对明朝末期一个年份的聚焦,使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大明帝国以诗书作为立国的根本,开国之君创建了本朝,用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在本朝历史上,除了草创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定势。文官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他们无例外的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宋代大儒朱熹的影响,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文官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读书明理,一切行为都无背与圣贤之道,正是这一文官集团,对明朝的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崇信中庸之道,力求保持稳定,甚至不惜维持落后。满口仁义道德,说着祖宗的“之乎”“者也”,却忘记了自己姓什名谁,他们一方面以文化人的身份受到下层愚民的效仿,另一方面以下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向统治者---皇帝施压。迫使他放弃他的想法或是接受他们的主张。每当皇帝想要拥有点个人自由时,他们就会痛哭流涕的说理劝教,什么“老祖宗之法不可改”,“成制不可废”,等等。此时的皇帝也很无奈,毕竟他的权威也是来自他们的顶礼膜拜之中。倘若杀一个人尚可,若要赶尽杀绝,那也绝不可能。反过来说,若杀一文官,反而会让他落个滥杀的罪名,而被杀者则成了犯言直谏的忠臣。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他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支配这个文官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的哪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厉害计算。这种厉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弊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则,形成了许多集团内部和各集团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集团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宰相一职由商周家臣之宰职演变而来。商周之际,巫觋和贵族是协助君王管理国家的“正统”势力,他们的职权、地位是世袭的,君王难以掌控。基于方便和亲信的原因,王室家臣的职权逐步膨胀、地位逐步上升,成为参知机务、出纳王命的政治中枢。许倬云先生在其大著《西周史》中把“宰、大宰”归入“宫中杂役类”,并指出:“宰的名称,后世成为首辅,究起起源,则不外是内廷总管,只因身是近臣,可以出入王命(或后命),遂发展为重要的亲信人员。”家奴崛起而成为宰相只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在官僚制度首要环节的合理展开。把宰相起源认定为王室私臣的公共化已无多疑问,成为共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陆续设置了相职,虽名称不一,其功能职守大体相同。秦武王分相为左右,“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位尊势隆,但不可世袭,由王任免,亦无封邑。这种设置已显示出后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汉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相,武帝重用内朝官,遂产生中外朝制度。尚书自西汉起由内朝秘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东汉相权的实际执掌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沿皇帝使用方便、亲信的旧路而起,取尚书地位而代之。北朝立政颇重门下。尚书、中书、门下周密化、制度化为省(虽各朝倚重不同),逐渐演化出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唐继承了猝亡之隋的制度并加以完善,形成了以三省首脑为基本人员构成的“政事堂”群相制。宋代把军政大权独立出来成立了枢密院,与主管民政的丞相对称为“二府”。明初,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制度严格而言到此为止。但习惯上仍把明代的内阁制和清代的军机处制与宰相制度相连,因为此二制在功能上和名义上都仍然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中枢机构的制度。
笔者无意也无力以中国政治制度史为经络细数历朝历代君相之间的具体关系,再加以抽象而得出总的君相关系来为相权定位。笔者只是想根据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中获得的种种启示对隐藏在君相关系后的主导观念和基本事实来阐述相权的一些特性。虽然明代的首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宰相,但它与先代法定宰相的实际地位和职能基本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自秦以后,治国方略和制度建构的基本观念是一以贯之的,未有根本性的变动。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是理解中国古代皇帝和大臣关系的根本前提。也就是说,皇帝是国家的所有者(“有国者” ),他不仅拥有全国的一切财产,也拥有全国的一切权力。皇帝赐予和剥夺任何人任何财产都是合理合法的,同样,皇帝授予和褫夺任何人任何权力也都是合理合法的。(本文只谈权力这一方面。)国家既是皇帝的国,也是皇帝的家,即“家国同构” 。所以,所有臣子既是公共的官员也是皇帝的家奴!家奴的权力当然只可能来源于主人——从个人的角度看,宰相的权力是由皇帝赐予的;从权力的特性看,相权派生于皇权。在专制主义制度中,公共权力的私人化(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共权力” )是必然的。皇帝只对天命和祖宗负责,宰相和其他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只有选举产生的政府才会对选民负责,专制政体下的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一切官员的权力都来自于皇权而非人民主权的让渡,宰相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并不否认皇帝和以宰相为首的官员们的身份和权力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我们只是强调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的私人性强于公共性,并且优先于公共性。
有人认为儒家道统是以宰相为首的儒生士大夫集团的权力来源,甚至整个政治系统都附着于道统之上,皇帝的权力也是来自于对道统使命的遵从。笔者不反对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地位对政治统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过分强调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的文饰和标签的特性,即儒学的政治化、功能化,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整个儒教意识形态的设计就是以皇帝为枢纽的。皇帝当然是“政统”的总代表,同时也是天子,是天命(也就是道统)的当然总代表。皇帝的枢纽地位,即上应天命、下掌万民的沟通天人的地位已经决定了皇帝对一切权力的垄断。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在儒教意识形态中是被充分肯定的。也就是说,道统的设计本身就承认了皇帝拥有唯一的终极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从政治功能上来说,“道统”只是成王得天下之后为自己树立合法性和把败寇打入道德深渊的官样文章,只是统治者借以维持其合法性的理论形式和控制民众心理的统治手段。政治角力是实力的对抗,而非道德完善性的比较。皇帝一家一姓占有了整个国家的权力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皇帝怎样让渡他的权力来组建政府帮他管理国家是一个以政治绩效为执行标准的政治安排,而决不是虔诚服从道统的道德行为。把道统视为规制本性为功利和血腥的政治运作的强制性力量只是历代儒生的书生之气。所以,把道统视为铁一般的自然法式的世界的内在法则,进而来论证中国古代以宰相为首的各官职都具有其“天然”的地位,恐怕是有悖于“道统”本身和历史事实的。
《万历十五年》中描写道,张居正权倾当时,贵为元辅和帝师,但在明代内阁体制下,“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势大如张居正也并无“名正言顺”的权力直接管理全国,他的命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作出的。而张居正死后不仅被褫夺了本朝前无古人的生前太师衔,他苦心经营十年旨在富国强兵的新政也几乎被完全废止,而且,张府被抄,家破人亡。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惨痛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皇帝一旦想从宰相身上收回或褫夺任何已经赋予他的荣誉和权力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实际上,历代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大致如此。皇权才是真正具有终极意义和效力的权力。即便如唐代政事堂群相制,为相之人众多,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宰相的个人化色彩,但仍未削弱宰相权力源于皇权的从属地位。政事堂制本就是唐高祖为协调三省的工作而设,进入政事堂议政还需皇帝加封“参知政事”等头衔作为资格(否则即为某省之长也无资格)。皇权对相权的控制是绝对的,“皇帝有权突破任何法定限制,更有权废除和制定任何法律。三省作为法定的宰相机构,固然可以封还皇帝的命令,但皇帝不仅可以绕开政事堂直接发布命令,还可以通过调整宰相的人选来达到目的,更可以废除三省制、甚至废除宰相制度以实现自己的意志。”相权的制度化、完善化也只是皇权得力助手的完善化,一旦皇帝认为相权的存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废除。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相权不是一种具有终极效力和地位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派生于皇权的权力。
明确了相权的派生性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容易地认识到相权在权能上与皇权一样,是一种全能型的权力,而非单纯的行政权。不仅相权如此,所有中国古代官员拥有的权力大都如此。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权力分类来套中国古代的官职及其权力只会把它们简单化,失其真义。也就是说,把相权认定为单纯的行政权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很不全面的。相权是以行政权为主导,兼领司法、立法、监察诸权的全能型权力。在这一点上,相权与皇权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从《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所管之事无所不包,亦无巨细,小皇帝的教育、选妃,戚继光的军队,以土地测量为基础的财赋改革,等等,均在其亲历亲为之列。事实上,“本朝”之内,家国不分、公私不分、礼法不分、人事不分。每一件小事在意识形态话语的道德换算后都会变得不可收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把想做之事周围的相关人等、相关事务一一理顺,根本就不可能成事。也就是说,作为首辅的张居正客观上也不得不事必躬亲。
在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社会中,权力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宗教性,它必然是全能型的。它不仅管理民众的世俗生活,也干预民众的精神世界——国家即是教会,政权亦为教权。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传统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限制权力的观念。相反,政治与宗教互为依托、互为手段和目的,混合交织、融为一体。在中国古代,政治既是宗教在俗世最有力的武器,使宗教的力量强制性的任意进入任何人的世俗和精神世界,同时,政治也充分地利用宗教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资源,不仅迅速擦去暴力革命的血腥味,也为江山永固寻来了貌似神圣的护身符。宗教不仅视政治为通向大同世界的唯一路径,也把政治的存在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政治与宗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中,不存在对权力的诸权能进行划分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承认中国古代各官职并不是不存在职能分工,但我们所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官职之间即便有分工也只是所管之事的侧重不同,而不是根据事务的属性来划分权力的属性。“出将入相”这种儒家式的个人政治理想充分反映了这种权力同质性的政治现实。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只存在层次不同的全能型权力,而不存在不同权能的权力。
明确了相权的全能型特点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相权的个人化色彩如同皇权的个人化色彩一样是无法避免的。相权的个人化即相权的行使与担任宰相个人的品质有相当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在本质上是人治主义的,政治状况归根结底更取决于皇帝和担任宰相的官员的个人品质与能力”。在《万历十五年》中,张居正的雷厉风行与申时行的委曲求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身为首辅,既可如张居正一般励精图治、兴利除弊,大刀阔斧地改革,也可如申时行一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做不倒翁与和事老。同理,在没有法律规制的专制主义制度环境中,皇权也是个人化的。既有如太祖朱元璋一般勤勉英明、废除相制的强势君主,也有如万历朱翊钧一般消极怠工、无多作为的平庸皇帝。
家国同构本身就决定了公共权力的私人占有,权力的私人化在此背景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私人化的权力必然以个人化色彩浓重为其外部特征。而且全能型的权力是无法以法律来协调和规范的,不仅在事务管理的内容上无法明确各职各管什么,在事务管理的程度上也无法明确各职管到什么地方,这为“个人发挥”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在这种制度环境中,皇帝与宰相的合作与冲突,都是全方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他们的合作通常是互相倚重、互相依赖,甚至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信任和崇拜。在《万历十五年》中,幼年万历对张居正可谓无限景仰、言听计从:“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一旦皇帝与宰相发生冲突,通常以宰相的毁灭性失败而告终。全能型权力推动下的全方位冲突必然引起狂澜般的道德清算和无法抑制的个人仇视。成年万历在倒张运动中“幡然醒悟”:“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如此差别,不仅令人心惊,更令人心寒。
张居正在世之时,大明王朝简直就是他的帝国。整个大明王朝明显地带上了张居正个人追求功利、雷厉风行的色彩。他的权力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宰相的职权,倾占了皇权,说他为所欲为亦无不可。张居正权力的这种无限制(这里再次重申我们的国家没有限制权力的传统)膨胀——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形势所迫——决定了他必被清算,“身败名裂”。张居正追求效率、忽视道德和谐的做法激起了儒生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既得利益被张居正广泛地触及,而且他们把张居正这种追求功利的政治纲领视为对儒家道统的法家式背叛。在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的权力个人化的社会中,没有法律规制的个人权力膨胀必然导致没有法律规制的仇视性反弹,这种膨胀与反弹之间永远是以成王败寇为结局。这种反弹通常是以利益为深层动因、以道德大旗为口号、以个人情绪的宣泄为动力,由不可计数的儒生和官员组成的若隐若现的派系汇成一股洪流直接向最高首脑——皇帝——奔腾而去。无论将来是否平反,当时必以皇帝对这个派系的目标人物的全面处罚为结局。中国古代的人治主义特征至为明显,制度的运行功效相对历史人物的鲜明特色反而有点苍白无力。
综上,本文强调了相权的派生性、全能性和个人性。在此想简单地说说笔者对历史问题的理解。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还原回其存在的历史背景之中,把问题赖以成立的各种基本制度及沉积在其中的观念、原则挖掘出来一并考虑,方才能得到历史的真相和问题的正解。具体来说,相权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东西,我们必须先明确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如皇权至上、家国同构、人治主义、道德治国为基本方略、儒学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等等。抛开了这些来谈相权,用西方传统政治思维的框架(如行政首长的类比)来套是没有意义的。但历史总是无法完全还原的,我们能做到的只是一方面去“同情的理解”(新儒家哲学代言人杜唯明语)我们的祖先,一方面努力地克服西方知识背景下产生的各种“想当然”,去力求一个相对更为合理、更符合历史原貌的答案。另外,我们必须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今人的评论与已经湮灭的历史事实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过于依赖文献会把我们引向古人的“理想状态” 而不自知,拉开和历史事实的差距,走到了苛求古人的反面——把古人理想化。只有既不盲目贬低也不无理崇拜,我们才能得出可信的历史解释。笔者能力、学识有限,讹误偏颇之处再所难免,劳请各位师长、同学批评指正。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历时7载,在饱览群书,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用英文写成的,后又由其本人译为中文,于198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至今其版本已数次重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在拜读其作之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
作者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明代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万历十年,即1587年为横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自序P4]书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中至代表儒家正统学派,文官集团的代表的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纯儒学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将蓟州总兵戚继光,封建时代的异端――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究其原因,作者指出,是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后,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宋代朱熹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其所著《四书集注》成为明清读书人的教科书,也成为宋以后统治者所依赖的支柱,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整个社会。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儒学中的糟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万历十五年》中写了先后以首辅身份出现的两个人: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P139]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儒家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而统治者以儒家治国,并以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来代替法制,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准绳是道德,因而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而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体现为礼仪之争。而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说,礼仪只是精神内容的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它不应比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礼教则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代表某种事物的符号当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礼仪而礼仪。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封建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的人或是扭曲、虚伪的,或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是阴阳两面的人格分裂者。《万历十五年》中的张居正要求朝中官员廉洁自律,而他私下却聚财敛富,生活奢靡;海瑞被奉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彻底悲剧,曾两次休妻,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妾自杀,等等都说明了在封建儒家礼教下人的悲剧性。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此时,虽然从综合国力来看,明代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但由于整个国家体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朝廷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以空洞的儒家礼教维持着旧秩序,从而导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
《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安全、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而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证明,在旧制度解体的比较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包含实践理性的东西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在新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先从万历开始讲起,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怠工。这是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即以三儿子常洵代替常洛为太子。大儿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儿子乃郑贵妃所生,这郑贵妃才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们的爱持续终身。因此当他觉得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时,他便消极起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是带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极之后,那些文官便经常上奏章抗议,而万历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加批示。因为不论激烈抑或平静地答复都让那些文官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而有良心的官员觉得不能尽到他们的责任提交辞呈时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在他看来,虽然经典上支持推翻无道昏君,但自己毕竟没有到纣、桀那种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觉得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可以的了!不知该用无能还是无奈来形容……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蛛丝马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准备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仅供参考!
《万历十五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大历史观,黄先生在此书中一共用了七个章节描写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出了中国有了明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一
黄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冲突既开,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在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内由先进的演变为落后地区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资本主义呢?黄先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里,L.卡林顿.富路特说到,“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的一个的聚集,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这本著作有利于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本书的叙述并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的时间”。
二
对于万历来说,作为一个皇帝,他应该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力,按我们想当然的想法,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然而事实却是,明代的这种官僚制度居然让他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到是应证了鲁迅的那句“中国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万历不能做自己喜欢做事,不能去喜欢自己喜欢的女人,不能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玩,不能让自己认为有才能的人任职,不能有任何朋友,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他想励精图治、扬我国威地积极施政都不可能,更无须说自己还能不能选择去死!他就是一个象征,让所有人来顶膜礼拜,所以他就是一个神,无所不能,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也是如此,他也无须也不可能体会一个人的真实性。他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遵循祖宗之法,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必须完成的程序,并将这种程序保持延续下去。可以知晓,万历的一生是何其悲哀的一生!“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然而必须警惕的是,现实中的每个自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万历”呢?万历的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象征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形式即实质”的极度无奈。而这种无奈仍然对当代的中国人影响至深。在这一章里,黄仁宇先生还从自己的独特视角细致刻画了在中国官僚政治文化下,人与人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如果读者能够仔细思考,很容易发现当下中国无孔不入的这种官僚文化控制着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如果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如果我们还有一颗善良之心,我们没有理由不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后知后觉,能够在各种环境下正确运用好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是相当有用的。当然我们还能从中体会更多,例如后宫佳丽无数,然而面对一切都不能改变、但精神又是极度空虚和寂寞的万历为何对淑妃郑氏情有独钟?“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人,一个王朝的失败究竟从何时开始?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我们能够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吗?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三
中国当时的形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第二章中,黄先生提到申时行和朋友的一封通信中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能有如此而长治久安者”!!!如此,申时行唯有行中庸之道,唯有坚持自己调济折衷的原则,以延长风雨飘摇中的大明寿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官治国的大国,申时行深知张居正失败的根源。所以,申时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企图在维持文官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首先维持帝国的稳定,再则希望万历皇帝能够作渐近式改革,以图将来。然而,病入膏肓,国家日益积贫积弱,终于在风雨交加的1644年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灭,这又奠定了之后中国落后的基础。张居正专政十年,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文官集团分裂加剧,在于他忽视了中国的文官集团所具有的双重性格,“固然有许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已之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于:“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工作实际工资问题尚未 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国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四
在张居正一章中,黄先生指出了明代的财政、政治、经济、人事之所在,对帝国作了全面的剖析。不得不承认,中国各级政府的低效由来以久,就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朝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中国事实上的各种制度,无论是当下还是古代,张居正可谓至死方明。如有兴趣,多加思考,我们定能发现这种“人和”政不通的根源和根治方法。#p#副标题#e#
五
活着的祖宗是谁?
申时行解甲归田以后,仍然对帝国的运转起着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放下的根本大法, 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不屑地去解决问题”。“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的人事安排”。
“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太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这正是明代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一方面它直接导致了政府未能如愿改革,从而一步步走向衰亡;另一方面,也保证廷臣们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进行“阴谋”、“阳谋”之事。当然这些表象也从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六
历史上的海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又应该任何评价?
我们这个帝国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困难就是:“以熟读书读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而海瑞呢,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告人抛弃”。“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却至为微薄”。他的一生是制度的一个产物,其结果是“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现实中的每个人何尝不想做一个圣人,如海瑞一样,富有理想,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有理想的人的所作所为终不为文官制度下的同样怀有理想的人接受为办事的规则;倘若你理想不理想化办事呢,想想申时行,绝不理想化的调济折衷使大明借过了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眼睁睁的看着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剧。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所以他注定要失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但是这种单纯的理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的悲剧,介地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
“以个人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 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在此章中,黄先生还分析了农业社会下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应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深究。
七
戚继光作为明代最出名的一位将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也不得不独自面对孤独。
戚继光号称明朝最与有才能的将领,却在自己被弹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个中原因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和明朝许多人一样,他们的遭遇具有普遍和必然性,这和官僚体制下的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关系有关。
实际上戚继光以一人之力,重振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使得万历能能够抵御倭寇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然而诸如此类的军事天才孜孜不倦的奋斗竟也不能是奄奄一息的王朝止住颓废之势。“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俞大猷和戚继光为同一时代的优秀军事将领,最终却只有戚继光能够名扬青史。这在于戚继光深知中国官僚体制下“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没有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如此一来他成功了,但同时,整个时代失败了!!!#p#副标题#e#
八
李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内心充满矛盾却又强烈的坚持个人的价值观。“这类典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之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
李贽貌似看透了社会的所有弊端,但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更可恶的是自己不能不依靠这个令自己极端厌恶的社会体制生活。如果我们想弄明白当代的自己是如何地与现实格格不入,但同时又极端的依赖于这个让我们极端憎恨的体制。
体制是什么? “监狱是个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这就叫体制化。”“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涨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现实中的我们,当我们面对李贽的这种困境时,我们会作何选择呢?难道是像他一样最后殉道似的自杀吗?
如果我们确实能认真体会李贽的那份孤独和无奈,并对此章研究一番,那我们肯定会理解现实中每一个人言行举止中表现出的荒诞和怪异。
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了解中国的真实状态,所以决定将下面几段话摘抄下来。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绅士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不技术之不及。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
这些也算是黄仁宇先生对整中国的大失败做的一个总结。
在此书中,对于黄仁宇先生的治学,本人是颇为尊敬的。黄先生以每周一册在速度花了两年的时间读书完了一百三十三册《明实录》,自计划撰写到杀青,历时七年。另外,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也可以让我们借鉴。
看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希望能帮到大家!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一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一精一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一逼一,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一性一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一性一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一性一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然而本人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趣,终日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能够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能够跟着黄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能够并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生过无数大事件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真的太平静了。然而作者却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带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鸟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败的背影,进而分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一生。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敏,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代,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代,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终日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枷锁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冷淡,对人生日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服的时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距离首辅张居正过世已经五年了。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围绕他的风波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老师,他绝对信任首辅!然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操纵和诽谤下,现实告诉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敬的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现在为“万人唾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叹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开创“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可以凭借其一时的权势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权势和信任的时候,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他所不能够左右的,即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无可奈何,因此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代,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老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提拔,却能够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睹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势力之大。即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办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当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借其过人的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至后人在归结其功绩的时候尽无事可记。要知道尽管是“被人唾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承认的功绩啊!然而正是这种无功绩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绩,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能够做的事情--调和矛盾!然而,生于那个时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辞世,孤独将领戚继光的离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扬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代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著,处处体现着认识的智慧。
大历史观,需要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正视现实,开创未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了......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00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面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曾经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能力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同的角色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还是毛主席的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习,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习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 还在思考中~~~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